经济新常态下，内部的 众创 和外部的 一带一路 被视为中国经济新政策的两大主体。 　　 　　 一带一路 有很强的理性。首先，改革开放以来，中国主要是向西方开放，结果导致了过度依赖西方市场。今天，在西方经济不好的情况下，西方盛行保护主义，中国不得不减少对西方的依赖。这就要求中国开拓西方之外的市场，即广大发展中国家市场。其次，自2008年以来，世界经济一直处于失衡状态，西方诸国没有足够的能力来进行结构性改革，从而实现经济再平衡。同样，中国也很难再通过依赖西方市场，来实现本身经济的再平衡，这也是中国走向发展中国家的原因。再次，中国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，已经从资本短缺转变成为资本过剩，同时在很多领域产能过剩。这表明，无论是中国的资本还是产能，都需要寻求新的市场。在国内市场空间不足以消化过剩资本和产能的情况下，发展中国家就必然会成为中国所需要开发的市场。 　　 　　为了实施 一带一路 战略，中国已经成立了中央领导小组、亚洲基础投资银行、丝路基金等机构。中国 一带一路 倡议也得到了沿边沿岸国家的积极回应，因为对发展中国家来说，发展是硬道理。不过，要实施这个巨大的项目并不容易。迄今为止，尽管政府层面做了巨大的努力，但其它很多方面的反应不如预期。因此，如何深化实施 一带一路 仍然是个艰巨的任务。这里需要考量很多问题，而其中下面几个问题至为关键。 　　 　　先是 一带一路 的主角问题。 一带一路 的主体是资本和资本的主人即企业，而非政府。政府必须积极参与搭台，但政府不能占据舞台。不过，到现在为止，给人的印象(尤其是海外)是，好像政府要走出去。企业，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，无论是中资还是外资，尽管有兴趣或者动力，但不知道如何参与进去、做什么、怎么做。这就给人们提出了一个问题：政府过于积极，而企业从一开始就缺少参与。如果不能把企业的力量动员起来，让企业成为主体，由政府来推动的 一带一路 就很难充满动力，更难实现可持续性。 　　 　　其次， 一带一路 内容过于单一。现在主要强调的是基础设施，尤其是大规模的基础建设及其所需要的金融手段。的确，中国具有丰富的基础设施建设能力和技术经验，而中国过剩的产能也往往和基础设施建设有关，例如钢材和水泥等，同时发展中国家也需要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。从理论上说，过剩资本、产能和技术的结合，可以构成巨大的 走出去 动力。但在现实国际政治中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往往在所在国要有国家安全的考量。很多国家往往因为国家安全的考量，而很难接受中国帮助(更不用说是主导的)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。因此，必须大力拓展 一带一路 的内容。有关方面也已经注意到这个。例如早些时候在重庆召开的亚欧互联互通论坛上，除了基础设施、交通、能源、货物贸易等之外，还提出了是否在沿岸沿边建设产业园区的问题。实际上，中国在这方面也具有丰富的经验，并且产业园区也是一种可以使得当地政府和人民受惠的方式，即可以为当地政府提供税收和就业。中国也在一些国家例如白俄罗斯进行了试验，但并没有一个比较完整的计划推广到更多的国家。 　　 　　第三，如何保障资本的安全。 一带一路 的很多国家，往往法治建设和社会政治秩序不健全，资本必须冒巨大的风险。正是这个关切，中国的企业还是倾向于在欧美寻找投资机会。要减少企业的风险担忧，政府必须有所作为。西方政府在这方面积累了很多经验，中国可以学习。亚投行已经走出了很大的一步，即通过开放和多边主义的方式来保障资本的安全。类似的方式也可以推广到其他机构和企业层面。 　　 　　今天的中国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国家水平，要提升为高收入国家，接下来的10年至15年时间至为关键。就是说，要实现百分之七左右的年增长。这既需要像内部众创那样市场化的改革，也需要像 一带一路 那样的 走出去 项目。在实施这些项目中，必然会出现问题，甚至是巨大的问题，但解决问题需要依靠的是理性主义和专业主义，而非民粹主义和运动方式。总之，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，如果过去的数量经济依靠的是经济本能，今后的质量经济依靠的是专业精神。